[26]李海平：《宪法上人的尊严的规范分析》，载《当代法学》2011年第6期，第30页。
就总体格局而言，少年法治系统包括基础系统、干预系统和环境系统三大部分。其要旨即以系统论的理念及方法③来认识、设计和运行少年法治。
在依法治国为基本国策的今日，非少年法治之系统战略无以强一国之少年。 三、我国少年法治干预系统的不足及补足策略 系统梳理我国少年法治干预系统四十年发展历程，可见其不足及可能的补足策略。工业社会之后，家庭因素的意义仍然举足轻重。比较显著的如该法第21条的规定。然而，伴随应试教育及教育产业化的唯分数论、学业负担过重、心理健康问题突出(包括少年自杀问题)、校园安全及校园暴力事件频发，以及对学生家长造成的巨大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等等，积弊深重，饱受诟病。
(19)参见梅文娟：《论未成年人刑事判决之有限公开》，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5期。牛凯：《构建少年司法的社会支持体系》，载《人民法院报》2018年4月25日，第5版。[23] 汪永清：《行政处罚运作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176页。
但这并不意味着事实要素不重要，事实要素是对权利义务规定的补充。[61]刑法中的违法性阻却事由与行政处罚中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均指向实质违法性，本质是法益权衡。[47]何谓法律精神，并无明确的内涵及其外延。例如，逆向行驶的车辆驾驶人为摆脱该违规行为而再度违规行驶，逆向行驶需予以处罚，但为摆脱逆向行驶而实施的违法行为得以豁免。
一方面，相较于当前刑法中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和民法中的免责事由，归纳得出的事由较少。因此，类推适用刑法中的违法性阻却事由，有助于过罚相当原则的实现。
其次，量罚情节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构成体系的判断处于行政处罚规则适用的不同阶段。2.演绎法的局限有学者将违法性阻却事由的来源归于法律精神，却并未呈现从法律精神到各个违法性阻却事由的演绎过程。[14]然而，特别处罚规范包含的违法性阻却事由是零散的，处罚豁免空间较为狭窄，受对象、场景和条件等诸多限制。B 公司为防止被排挤或市场份额的降低，立即跟价。
仅就当前情势而言，填补豁免规则的制定法漏洞迫在眉睫。[18]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行申915号行政裁定书。最后，是落实包容审慎监管理念的必然要求。现行行政处罚规范体系对违法性阻却事由也非完全无涉。
首先，量罚情节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构成体系的属性不尽相同。[56]处罚法定亦需同时进行形式法治、实质法治和程序法治的综合考量。
[61] 梅真硕：《治安管理中正当防卫标准的异化表现及对策》，载《辽宁警察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58-59页。[59]刑法中违法性阻却事由的认定标准是否得以毫无差别地直接适用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当前学界观点不一，或者做同义判断[60]，或进行区别认定。
刑法中的违法阻却规则同样置于犯罪构成体系之中，其本身亦是实质违法性判断的体现，也即被侵害的刑法法益与所保护的个人法益之间的权衡。相较于法律精神，法益权衡更为具体。避险客体的确定，受制于刑法中紧急避险起因条件与《行政处罚法》中紧急避险起因条件判断方式的不同。[63]行政法益的内涵需追溯至行政法的本质。[41] 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52行终14号行政判决书。换言之，《行政处罚法》中的避险客体较刑法中的避险客体应当更为广泛。
构成要件该当性是对禁止性或命令性法规范的阐释，尽管需要实质解释法规范，[52]但从渊源上看仍然集中体现着形式违法性。[58]参照刑法中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对包含相应违法性阻却事由的违反行政管理秩序行为予以豁免，在现有处罚规范基础之上，更为精确地划定了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的边界。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定》第8条、《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第19条，以及《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第17条第3款中对正当理由的阐释等，实则是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或者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正当业务行为这一违法性阻却事由的厘定。以人权保障作为终极目标的法治是形式法治、实质法治和程序法治的统一体。
其次，符合过罚相当原则。此时，该行为的违法性亦可因紧急避险而阻却。
从已有的规则内容来看，上述案件事实均可进行相应特别处罚规范的涵摄，但这些规范却多未包涵可豁免的情形。刑法所保护法益与行政处罚所保护法益的重心不同，前者以个人法益为主，后者以超个人法益为主。某公安分局与罗某治安行政处罚案，辽宁省锦州市〔2019〕辽07行终1号行政判决书。例如，前述范广仪诉怀远县公安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纠纷再审案涉及对正当防卫的认定[40]。
行政处罚的豁免规则与民法的责任阻却规则的本质不同。如上所述，构成要件该当性是一种形式的、一般定型判断，是违法阻却和责任判断的前提，处于构成要件判断的首要阶次。
熊樟林：《行政处罚上的空白要件及其补充规则》，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75页。[2] Vgl. Wolfgang Mitsch, Recht der Ordnungswidrigkeiten,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2005, S.80.[3]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国发〔2019〕18号）[4] 应松年：《行政处罚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9页。
基于违法性阻却事由的处罚豁免可确保人与人之间的自由行为互相兼容，避免行为评价的不确定性，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和谐。[60] 熊樟林：《论行政处罚上的违法性阻却事由》，载《行政法学研究》2022年第4期，第19-26页。
[31] 陈兴良：《犯罪构成论：从四要件到三阶层——一个学术史的考察》，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1期，第64-65页。可见，刑法中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包括但不限于规范和裁判实践中归纳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其外延更为广泛。然而，基于归纳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周延的，也不具有普遍性。二是演绎法，认为豁免规则基于法律精神推演而来。
[42]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行终82号行政判决书。[11]2021年《行政处罚法》修订时，乱处罚、乱罚款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有效遏制，扩大地方处罚设定权、改革处罚主体、完善处罚程序、调整行政处罚适用规则、加大重点领域处罚力度等是该次修法的主要方向。
相反，包含违法性阻却事由的行政处罚规则得以将符合社会情理的行为排除在行政处罚之外。[47] 张亮：《由正义到和谐：法律精神的转换与升华》，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4期，第14-16页。
目的说是对条件要素的诠释，从是否有助于达成国家承认的共同体生活目的判定违法行为能否被阻却。即使该概念可确定，法律精神本应体现法律的最高价值，由最高价值到规则，其演绎过程尤为复杂，难免谬误。
